董扬：燃料电池化是商用车转型升级方向

　　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是并行互补的关系

　　是否要大力发展燃料电池汽车，这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却不见得。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问日本，在丰田公司参观了燃料电池汽车等产品，于是坊间盛传，认为动力电池的电动汽车不行了，未来我国将转向燃料电池汽车。这显然是谣传，但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警惕——即把复杂的产业发展问题简单化，认为传统汽车技术领域我们追不上，但可以在电动汽车领域“弯道超车”；认为在解决汽车节能排放的战略取向上，只能集中到一个重点，要么是动力电池电动汽车，要么是燃料电池汽车。

　　最近我国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政策出现空档期，业内疑虑又起：会不会因为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发展良好，政府要放缓对燃料电池汽车的支持？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理由有二：一是在政府发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中，明确将燃料电池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当前正在制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燃料电池汽车也是发展重点。因此不存在政府放缓支持燃料电池汽车的情况。二是就技术特点而言，动力电池电动汽车适用于乘用车，而燃料电池汽车更适用于长途重载的商用车。二者是并行互补的关系，明确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全面看待电动汽车相关技术发展，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方面，动力电池有了长足进步，业界普遍认同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可作为乘用车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另一方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也有了长足进步，正被明确为商用车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应把重型载货车作为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发展方向

　　当前，对于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的发展规划目标是明确的，各大汽车公司都已作出全面电动化转型的规划，甚至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提出了禁售燃油车的时间目标。但这些规划和实践目标中不包括商用车，特别是用于高速公路长途运输的重型载货车。国际上，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多集中于乘用车领域，如丰田明星车型Mirai就是乘用车，不过最近丰田开始把Mirai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用于大客车。早些年，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研究也是跟随国际路线，集中于乘用车，近年来才开始转向大客车和物流车。笔者认为，基于燃料电池已取得重大技术进步，以及我国节能减排的目标要求，应该把重型载货车作为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发展方向。

　　其一，我国节能减排与能源紧缺形势严峻。一方面，我国已成为CO2排放世界第一大国，若要兑现我国政府在《巴黎协定》中的承诺，需大幅降低汽车的碳排放。而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的推广，仅可以降低乘用车领域的碳排放。虽然商用车数量不到全部车辆的1/5，但燃油消耗却接近一半，因此需要明确有效的措施降低商用车领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70％，能源安全形势严峻。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降低商用车特别是中重型载货车对柴油的依赖。

　　其二，技术发展已经成熟。研究表明，基于当前的技术路线，如果能够大规模产业化，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的成本可与柴油机相当，而氢气的产、输、供成本可与柴油相当，因此制定较大规模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的规划基础已经形成。

　　其三，我国具有发展燃料电池汽车的独到优势。与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可以使用现有的供电网络不同，发展燃料电池汽车需要重新建立氢的供应系统。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因此在可用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财力物力方面具有优势。另外，我国风电光伏发展迅速，有大量的碎片化能源需要消纳，可以用于制氢。我国还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化学工业体系，每年产生大量的工业副产氢。同时，我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商用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市场，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企业实力，都足以支撑发展燃料电池汽车。

　　其四，我国有10年产业化推广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合理处理政府推动与市场拉动的关系、产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生产与应用的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更科学地运用政府补贴。首先补贴应适度，过少则推动力差，过多易引起分散重复，甚至出现“骗补”现象。其次，应对补贴总量进行规划，制定预算，既不过多加重财政负担，也不过分拉长补贴下发周期，造成企业财务困难。再者，不要让地方政府补贴车型，以免催生地方保护，地方政府更应该做的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长途客车也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重点车型。与重型载货车相同，长途客车也不适合使用动力电池作动力，而且运行线路相对稳定，管理相对集中，适合发展燃料电池车型。

　　需补充完善燃料电池技术路线

　　如果将商用车特别是重型载货车作为燃料电池汽车的主要突破方向，需补充完善燃料电池技术路线。虽然笔者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想提出两点。一是液氢路线。由于重型载货车需要800～1000公里的续驶里程，压缩氢气路线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成本太高。因此需要重视液氢路线，缩短氢气过渡过程，提前谋划液氢系统汽车产品的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电电混合的程度。燃料电池技术如果用于乘用车和物流车，行驶工况复杂、储备功率大，可以采取适当缩小电堆、加大电池容量的技术路线；如果用于重型载货车，则需要更多考虑高速公路长途行驶的工况，合理设置燃料电池电堆的功率额度和电电混合的程度。

　　合理设定规划数量目标

　　产业化推广阶段与前期的技术准备、少量试点阶段不同，需要规模市场来支撑。笔者大胆建议，以2025年左右累计生产50万辆为规划目标。在产业化推广阶段，由政府指定个别地区少数企业重点突破。设定50万辆为目标，可以保证在几个重点区域内达到10万辆规模，使燃料电池汽车研发、生产和氢的制取、输送、供应系统，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和成本下降。政府还可以按50万辆制定补贴规划，达到50万辆后不再补贴，避免当下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发展过快、财政补贴左支右绌的尴尬状况。在当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的制定过程中，也存在第一阶段要不要制定50万辆为规划目标的争论，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还是明确得出50万辆为全国产业化推广最低规模的结论。实践证明这一目标的确定非常重要。笔者并未低估建立氢的制、输、供系统的难度，如果出现制、输、供系统跟不上的情况，建议宁可适当推迟实现第一阶段目标的时间，也不要减少第一阶段规划的数量目标。

　　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各司其职

　　在燃料电池汽车发展中，汽车行业（包括燃料电池汽车及部件制造企业）、能源行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汽车行业应聚焦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制造；能源行业可聚焦氢燃料的储存、运输、供应系统；中央政府的重点应是国家战略规划、氢能源管理、相关标准法规制定、优惠政策制定以及适当的政府补贴；而地方政府应致力于区域规划的制定、区域内氢燃料储运供系统的建设，以及在国家标准法规尚未制定前以地方标准法规形式摸索经验。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跨界发展常被人推崇，但笔者认为，行业企业可以通过跨界整合获得技术来源，但业外企业想越俎代庖往往难以成功。（作者 董扬　作者系世界汽车组织OICA第一副主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