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武汉远感染人数却多，可能只因经济联系更紧密

自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爆发以来，每天看着各地确诊和疑似感染的人数不断翻新，社交媒体上众声喧哗，除了正能量的“武汉加油”之外，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一些武汉或者湖北以外的朋友被“迫害”和“连累”的心态已难以掩饰，极端的恨不得立刻割袍断义，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以至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不得不出来喊话。
但是冷静下来想想，为什么在全国疫情的分布图上反映各省确诊人数多少的地图颜色深浅不一？似乎距离不能说明一切，比如，广东省受感染的人数远远超过接壤的江西省。在笔者所在的浙江省，作为除了湖北之外“最红”的省份，许多人或是在赞赏浙江的担当，或是在抱怨浙江人所受的“委屈”。但是浙江真的那么委屈吗？这就像经常有人讲，沿海发达省份经济发达，是通过转移支付接济中西部“穷哥们”的“冤大头”。可是，沿海发达地区是否考虑过：每年那么多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来到东部地区贡献了多少GDP？每年有多少中西部省份辛苦培养的年轻人才来到了北上广深杭作贡献，却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发达地区真的把应得的部分全部给了这些GDP的贡献者吗？恐怕没有。
事实上，我们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图1所示的疫情的地区分布情况？病毒本身不会到处乱串，疫情的传播肯定是通过人员的流动从而将病毒携带到其他省份的。这里的人员流动既包括非武汉的居民因为工作和生活（比如探亲、旅游）的需要往返武汉，也包括武汉居民因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前往其他的省份。不管是哪种形式的人员流动，都代表了武汉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地区之间的经贸往来总体而言是互惠双方的好事。然而，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这一次，这种紧密的联系可能要求大家共同承担风险。
图1：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区域分布情况（除湖北省以外）
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可以大体上分为人、财、物三个方面的相互流通。人的方面，表现为跨地区就业，即劳动力的流动；财的方面，主要是指资金的流动，即跨地区的投资；物的方面，主要是指地区之间的货物贸易。当然，这三个方面的经济联系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资金的流动通常也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以此类推。
两地之间经济联系越密切，则人员互相流动也越频繁，在当前情况下，这样的地区也就更容易受到病毒的袭击。如果各地之间相互的经济联系是双方自愿互赢的，那么此次受到病毒侵袭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经济一体化进程在特殊状态下带来的副作用。我们要做的不是相互抱怨，相互隔离（其实也隔离不了），而是互相支持，珍惜来之不易的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好处。
图2：武汉接受外来投资与对外股权投资的时间趋势
本文将利用武汉与大陆地区各省企业间股权投资的数据，来反映各省与武汉之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图2展示了武汉企业对湖北以外股权投资和接受湖北以外企业股权投资笔数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武汉与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股权投资往来日渐密切，尤其是近几年，无论是武汉对外的投资还是其他地区对武汉的投资，频数都快速增加。这背后必然伴随着各地人员因商业往来而更加频繁地相互流动。这些资金和人员的流动，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代表着整体经济的繁荣和各地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图3：各省与武汉股权互投数与该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数量散点图
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就意味着需要共同面对风险。武汉此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平时与其经济联系越紧密的地区，由于人员的流动，受到传染的程度必然也越高。在图3中，我们刻画了武汉与大陆其他省市区企业间股权互投的笔数与该省市区目前确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人数的散点图，结果发现这两个变量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平时与武汉经济联系越紧密的省市区，这一次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数就越多。浙江省从受感染人数的绝对值上来看，相对于其与武汉的经济联系紧密程度来说，并没有特别突兀。上文已经提及，各个地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对各个地区和一国经济整体上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们不可能因为此次传染病的爆发而否定这一点。而其他各个地区也不能因为此次疫情受到的影响较大而觉得“吃亏”。越是面对这种公共安全事件，经济实力越是关键。
当然，了解经济实证分析的读者可能会马上对我们的论证提出质疑，一个人口规模大从而经济规模更大的省，自然可能与武汉的股权投资来往更为密切，人员流动量更大从而受到感染的人数也就更多。尽管这种反驳不能否定图3揭示的这种关系，但我们还是试图控制各省人口和经济的相对规模之后，再看看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肺炎感染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为控制住各省的企业数量规模和人口规模，我们将各省与武汉的股权互投数量除以该省截止到2019年10月份的企业存活数量（单位：百万），各省的感染人数除以该省2018年的常住人口数（单位：百万），图4显示了处理后各地与武汉经济密切程度与其本次感染率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正向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异常”的省份，比如，位于拟合线上方且距离较远的重庆、海南。我们初步猜想，重庆可能是因为地理距离较近，其他方面的经济联系较多，比如各自劳动力到对方城市务工。海南的情况可能较好解释，因为海南是国内最佳冬季旅游地，它与各地之间最强的人员联系可能是旅游。在拟合线以下且距离较远的是新疆和西藏，特别是西藏，从股权投资的角度来看，西藏与武汉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密切程度仅次于北京，但直到现在其受感染人数依然为零（这也是为什么图3没有西藏数据点，对数据取对数会让西藏的这一指标缺失）。对此的一个可能解释是，西藏一些特殊的吸引投资的政策，使得一些企业注册在西藏然后对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显然不太会真正带来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也就是说，西藏与武汉真正的投资密切程度未必如数字所反映的那样。
图4：各省与武汉股权互投占比与该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率散点图
基于图3和图4，我们可以大体上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各省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所受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省份与武汉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显著正相关。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看看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否会因为资金的流向而有所差异？我们将企业股权投资按照方向分为各个地区对武汉企业的股权投资，以及各个地区接受武汉企业的股权投资。图5和图6分别绘制了两个方向的投资关系紧密程度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数的散点图。结果显示，无论投向武汉，还是被武汉的企业投资，其规模都与肺炎的感染人数正相关。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哪种方向的股权投资，只要是真实的资金联系，都体现了两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其背后都伴随着人员的流动，综合反映的是两地之间的经济紧密程度。这种对双方都利好的经济联系，在特殊时候也意味着共患难，共担风险。
图5：各地区对武汉股权投资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数量散点图

图6：各地区接受武汉股权投资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数量散点图
只要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同意两个地区甚至两个经济体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包括人、财、物在内的经济联系，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但是，随着各个地区之间、世界各国之间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员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在享受经济效益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必须要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特别是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作通盘考虑，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协调。否则，一旦危机爆发，其影响的蔓延速度将难以得到控制。
回到本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对各地造成影响这一事件，笔者想要提醒的是，受到影响较大，可能并不是所谓的“倒霉”或者“受委屈”，只是因为与武汉的经济联系相对较为紧密而已。
面对此次事件，当前我们应该做的不是“以邻为壑”，而是相互扶持、积极面对，共同克服眼下的困境。
面对未来，应该更积极地促进地区之间的经济融合，只有更大的市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带来更大的经济繁荣，才能让全国各地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物质资本，也有更好的治理能力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而不只是赞叹所谓江浙沪“包邮区”的经济实力和地方政府面对危机的处置能力。
（作者杨奇明为浙江理工大学经管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施丹燕为企研数据研究员、金融学硕士）